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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城名人

黎城名人

  冯奉世(公元前?—前39年),字子明,西汉上党潞(今黎城县七里店村,汉时黎城属潞)人,战国时上党太守冯亭之后。

  武帝末,冯奉世选为郎官。昭帝时,因功补为武安长,后失官。时年30余,始刻苦攻读《春秋》和兵法。数年,通经史,明韬略,经前将军韩增推荐为军司空令。

  汉自张骞两通西域,西域各国始与汉结交,常有信使往来。宣帝元康元年(前65)大宛(今苏联中亚弗尔干纳盆地)使者回国,宣帝依韩增推荐任冯奉世为卫侯使,送大宛使者回国,奉世一行至鄯善,闻莎车国已故国王之弟呼屠征勾结邻国杀害了国王万年和汉朝使者奚充国,自立为王,并勾结西域南道诸国叛汉。是时,奉世与副将严昌商量:莎车内乱如不及早平息,其势将日渐强大,后必难制,定会影响西域各国。当即用所带节旄,以汉天子命,告谕西域各国,征得西域南北道各国兵15000人,围攻莎车,克其城,呼屠征被迫自杀,西域各国均平息。奉世将呼屠征头颅送京都长安报捷。从此,汉威震西域,各国都不敢叛。奉世一行至大宛,大宛得知莎车国内乱平息,对奉世倍加敬重,赠给大宛名马数匹。奉世返京都,向宣帝报告平乱经过,奉上大宛所赠名马。宣帝大悦,进奉世为光禄大夫、水衡都尉。

  元帝即位,冯奉世为执金吾。上郡属国归议胡人叛。奉世将兵追击,代为右将军典属国,数岁,为光禄勋。

  汉永光二年(前42年)秋,陇西羌人叛汉。元帝召见丞相、御使大夫、将军等共谋对策,大小群臣,均无所措。右将军冯奉世挺身而出曰:“羌虏近在境内叛乱,如不立即讨伐,无以威制远蛮,臣愿率军讨之。”元帝问用兵之数,奉世请发4万。丞相韦玄成曰:“今民安定,时艰岁凶,宜休养生息,1万即可。”奉世进一步奏曰:“正因天下灾荒,武备废驰,羌虏才敢于轻启边事。以万人征讨,战不能胜,徒于弱于敌;若以4万之众,一举而决,诚国家长远之计。”元帝命冯奉世率12000人西征。至陇西(今甘肃省西部)分兵屯白石、临洮、首阳三地,又派两校尉率兵分路争夺有利地形,救护民众,结果出师失利,两校尉被杀。奉世鉴于敌强我弱形势,立即绘制地图及兵众部署速奏元帝。请增兵36000人,方足胜敌。元帝启奏,大为震惊,即发兵60000助奉世。10月,援兵到达陇西。11月,奉世依照部署率所有兵众,分路合击,歼敌数千,余皆远逃。次年2月,奉世班师回京。更为左将军,赐关内侯。年余病逝。

  冯奉世为西汉名将,历武、昭、宣、元4帝。在西汉统一大业上,战功卓著。有9子、4女,子皆有名当世,长女媛入宫为后,深受元帝敬重。

  冯奉世墓在本县石羊坟村西,尚留残迹。清道光二十四年(1844)仲秋所立“汉关内侯子明冯公之墓”碑,现存县文博馆。

  靳荣藩(1726—1784),字价人,号绿溪,黎城麦仓村人。出生诗书之家,聪慧好学,博览强记,通读经史,清乾隆九年(1744)中举,十三年中进士。

  乾隆二十二年(1757),任河南省新蔡县知县。到任后,正遇灾荒。靳荣潘亲自监督发放救济粮物,且细心查阅历代度荒救民资料,根据实际情况,对百姓有利且力所能及的事一一兴办。使灾民度过了灾荒。

  乾隆二十四年(1759),任河南乡试房考官,评卷公正,批点认真,深得工部尚书朱圭赏识。乾隆三十年(1765),调任龙门知县,不久又调任迁安知县。该县满族旗人常因差役摊派与当地居民发生纠纷,历任知县因惧旗人,积案久拖不决。荣藩到任即着手查阅案卷,制定“旗三民七”的差役摊派制,明文公布,严令执行,旗民悦服,纠纷平息。

  乾隆三十三年(1768)升任蔚州知州,到任后建立文蔚书院,发展地方教育事业;动员民众开渠引水灌田,兴办水利。蔚州西部多山,每年雨季山洪暴发,民田被冲,苦不堪言。经实地勘察,周密规划,发动民众近山取石,筑成高9尺、长370丈的石砌大坝,消除了水患,保护了民田,州民称为“靳公坝”。乾隆四十三年(1778)在遵化知州,四十八年(1783)任大名府知府,次年病逝,享年58岁。

  遗著有《吴诗集览》20卷、《吴诗谈薮》、《绿溪语》两卷、《咏史偶稿》、《潞郡旧闻》3卷。

  王发越(1794—1858),字英斋,号兰溪,黎城南委泉村人。出生贫苦农家,幼丧父母,依兄成人。清道光五年(1825)由拔贡举于乡。

  道光六年(1826)中丙戌科士,选授山东省清平县知县。清平地接清河,漕运所经,历任知县严令民众修筑河堤,所耗人力资财甚巨,民众负担沉重,苦不堪言。王发越到任后,详察民情,周密筹划,邀集乡绅、富户集资,他首先捐钱五百缗,共筹资五千余缗,放给商号以本生息,作为修堤经费,并亲临工地监督。河堤竣工,尚有余资,以后年年照此办理。道光二十年,调任高唐知州。高唐地处南北交通要冲,官员来往,公文传递,络绎不绝,驿站支出甚巨,民众负担沉重。发越到任,破旧立新,严令驿站所需物资一次备足,清除承办人员中的营私弊端。因而,政绩卓著,山东巡抚保荐,送部引见,深受道光帝赏识,擢任云南省曲靖知府。

  道光二十六年(1846),升任贵州省贵西兵备道员。当地汉、徭杂处,经常发生民族纠纷,向为难治之区。王发越以安抚处之,汉徭两族友好和睦。云南省迤西一带汉、回不和,经常械斗,发越调任迤西兵备道员后,多方查访,将挑动事端的铁帽道人严加惩办,胁从者解散不问,局势得到缓和。

  道光二十八年(1848),林则徐任云贵总督,原迤西一带骚乱者复聚众扰乱,王发越在大理严守,遣长子元晋赴省告变,林则徐通令各道发兵会剿,发越随军参谋,剿抚并用,汉、回两族的历史纠纷,获得解决。

  咸丰四年(1854),王发越调任广东盐运使,以年迈不适南方气候呈准辞职回乡。咸丰八年(1858)病逝。遗著有《倚云山房文集》12卷、《试贴诗》12卷、《南游吟草》4卷、《劝民歌》1卷。

  王四虎(1855—1906),黎城子镇村人。童年家贫,不满10岁就离乡背井,流浪涉县、武安一带,乞食度日,幸被一武安落子艺人收为徒弟,进戏班学戏。他虽不识字,但天资聪慧,手脚勤快,潜心学台词,刻苦练武功,深得师傅喜爱和悉心传授,一年便登台演出。他主攻二净,兼习须生,以新颖多变、高昂婉转的唱腔见长,表演则以《敬德背靴》的尉迟恭、《九华山》的三曹邯郸、永年等县,不仅谙熟武安落子,且把河北梆子、平调的许多本戏学到了手,冬季戏班“垛箱”,即走村串社,受聘坐科传艺。

  光绪十年(1884),城南村的天元班,为与上党绑子、上党皮簧争台口,抢观众,将王四虎从河北请回黎城教戏。他不仅带回《平辽东》、《包头山》、《三劈关》《九华山》、《高平关》、《龙头案》、《访通州》等大本传统历史剧,且把武安落子唱腔的优点和黎城落子(习惯称黎城闹戏)有机融合,并吸收上党绑子音乐、唱腔、演技之长,把原尺字调改为上字调,在服装、道具、文武场等方面作了必要的改革,用上党绑子的大锣、大钹、老鼓、板胡、笙、笛等乐器,穿上蟒、靠,舞台上出现大小幔幕、长枪、大刀、金瓜、钺斧等全副銮驾,这是黎城落子历史上的第一次大飞跃。

  光绪二十年(1894),子镇村人称“七先生”的杨国藩承办落子科班,延聘生、旦、净、丑皆能、文武场面全懂的落子艺人王四虎为掌班师傅悉心传艺。王四虎以教艺与演出,挑戏与练功相结合的方法,言传身教,苦心培育,一年多时间,就能上演《王定保借当》、《吕蒙正赶斋》、《搜杜府》、《打鸾英》等大本戏。不满3年,20多名艺徒脱颖而出,成名者有杨脏旦、杨满女、杨丑女、杨本彦、孙吞汉等。时伶吴晚文、王小秃、赵店刘胖、土门张崇德、台北丙寅等慕名先后投班学艺。名噪一时的王三和、杨恒禄、李福锁、杨成群、胡玉珍等优秀演员都是他的徒孙。王四虎有上党落子“宗师”之誉。

  光绪三十二年(1906),51岁的王四虎积劳成疾,与世长辞。

  常樾(1884—1912),字子发,黎城城内小南街人。出身寒微,不为境遇所挫。少负大志,胆识过人。每与友人谈论海外革命,则拍案曰:“我中国欲不亡,非实行革命不可!”

  光绪二十七年(1901),清廷下令“废科举,兴学堂”。次年,山西太原武备学堂成立,常樾认为是自己施展才能的时机,毅然赴太原考入武备学堂。除军事基本课程外,对史地、数理无不苦心攻研。他曾对学友说:“天下之事,匹夫有责,况我辈身为军人乎?”常樾于武备学堂毕业后,被派至北洋新军见习,以善体士兵,勤干操练,成绩优异,为上司赏识,任协军校。返晋后,任新军队官、督练公所调查马兵委员。

  光绪三十二年(1906)中国同盟会山西分会首次派荣炳从日本东京回太原,秘密组建同盟会。荣炳遵照同盟会在新军发展会员的指示,介绍常樾、张煌等加入同盟会。从此,在新军中播下革命种子。常樾等积极联络同志,开展革命工作。宣统元年(1909),由日本士官学校毕业的温寿泉、阎锡山、黄国良先后回国,在山西新军中崭露头角。同盟会为掌握新军,将会员安置在重要岗位上。常樾被保荐为八十五标教练官。

  辛亥武昌首义,山西同盟会于10月29日起义响应,击毙巡抚陆钟琦,推翻清政府在山西的统治,成立山西军政府,阎锡山为都督,常樾任军令部部长。赞襄军务,动合机宜,筹措军需,功劳卓著。

  袁世凯于1912年1月13日在北京组成责任内阁。不久,袁克定派刘盥训(猗氏县人)由京来晋,向山西军政府提出:如果山西承认袁世凯任第一任大总统,即不攻晋。当时,江浙联军已于同年12月2日攻克南京,南北双方代表在南京议和。山西当局为缓和局势采取权宜之策,由政事部长景定成代阎锡山拟书致袁,表示承认袁世凯,由常樾偕刘 训赴京送达。至进陉,清军不许过,经交涉,只准一人行。常樾只得绕道河北省平山县前往。所带盘缠途中遗失,备受饥饿劳累之苦。书送袁后,久无结果,刘闻清军已破娘子关,嘱常樾返晋飞函民军,北据石岭关,南据韩侯岭,再图恢复。时清军已遍布京南,盘查甚严,常樾只得夜行,取道东阳关,单身上太行,辗转去翼城。是时,驻平阳(今临汾市)的清总兵谢有功部与由太原南下的民军杨彭龄等部对峙,常樾情况不明,于1912年1月5日潜行至太平县(今襄汾县)史村镇,被驻该镇谢有功所属童宝山部捕获。

  常樾形容举止,不似常人,童料为民军要人。决计杀之以邀功。常樾已知无可隐讳,坦然告以实情,讲明革命形势,劝喻其归顺,童不依。常樾乃大呼曰:“速杀我”!当被缚至镇郊,强令下跪。常樾不屈,行邢人员乃击其股骨而仆地。他大声曰:“可以见我死难诸同胞矣”!言未已而颈已断,围观者无不赞其牺牲之壮烈,时年仅29岁。

  崔振芳(1922—1941),山西洪洞县人,1937年(民国26年)冬参军时才14岁。他中等个子。圆长脸,黑眉毛,大眼睛,活泼精灵。他家里很穷,“七七”事变后,很快山西沦陷为敌占区,使他幼小的心灵饱尝了亡国奴的痛苦。八路军总部特务团开到他村后,参加了八路军,因年龄小,在连部当通信员。1940年(民国29年)调团部司号班,学习司号和通信技术。他学习刻苦,遵守纪律,每天早起晚睡,坚持早三点在寒风刺骨的高山峻岭河滩深沟拔音调号,进步很快,不久就成为一个能够独立执行通讯联络任务的优秀司号员。年18岁,加入中国共产党。当特务团成立第三营时,他调三营七连当司号员。

  1941年(民国30年)11月6日,驻黎城的日军三十六师团葛目直幸大佐以222联队为主力,先后出动5000余人,于9日奔袭西井镇,10日分路向黄崖洞兵工厂进攻。八路军总部为了保卫黄崖洞水窑兵工厂的安全,决定:特务团在兵工厂工人、自卫队和民兵直接配合下,同来犯之敌进行顽强的防御作战。10日下午,日军三十六师团以“钢铁大队”为主攻,以黄崖洞兵工厂为主要目标,分路占领上、下赤峪,11日拂晓前,以偷袭手段向三营七连阵地发起进攻。在前哨班和团侦察班的严密监视和抵抗下,敌人从右翼河滩迂回,抢占了槐树坪前哨阵地,于是,特务团前哨分队交替转移,节节抵抗,敌人紧跟攻击,企图一举突破南口阵地。日军偷袭不成,组织强攻,又遭特务团前哨分队和主阵地的抗击,被迫阻滞于特务团火网地带和雷区。又过了半小时,敌人炮火打毁了特务团的正面工事,当敌人攻开离七连工事二三十米处时,又被七连两侧的隐蔽火力杀伤。敌在惨遭失败后,又对七连阵地前沿和纵深进行毒气袭击。崔振芳发现敌人施放毒气,便立即报告了连长。他还没等连长下命令,就拿起号来,“嘟!嘟!嘟!”吹了起来。战士们听到司号员发出的防毒信号,大家立即用准备好的毛巾、洗脸布、口罩浸水后捂到鼻子上,进行防护。虽然少数人中毒较重,但因战前部队进行了防毒教育,有所准备,阵地上无一人丧失战斗力。当总部首长了解到敌人施行毒气袭击后,指示特务团炮兵排,用仅有的13发迫击炮弹轰击日军槐树坪的炮兵阵地和进攻出发地,给了敌人以应有的惩罚。下午3时许,敌人再次发起猛攻,分左、中、右三路冲击,攻击矛头针对崔振芳守卫的投弹所方向。敌人企图避开七连正面火力射击,从右翼突破,一举夺取南口,直取断桥阵地。这时,翼连长指示崔振芳、王世华两个机智灵活、战斗勇敢的老兵,专门投掷手榴弹。王世华被敌机枪打中了手,振芳火速给予救护,并对世华说:“你先下去,有我在,一定能够完成任务”。振芳转过头来,右崖前的敌人已经迫近,他和另一战友把一个个手榴弹揭开盖子,拉出拉火线,进入战斗状态。当日下午,敌人二次猛攻开始了,这次敌人多,速度快,攻势猛。振芳蹲在工事里隐蔽起来,等敌人接近时,立即两手开弓,像扔石头一样,把一个个手榴弹甩到敌群中,炸得敌人狼嚎鬼叫,他一共抛出一百多颗手榴弹,消灭敌人数十名,为牺牲的战友报了仇。傍晚,就在战斗将要结束的时候,他奋不顾身,拿起麻尾弹向鬼子兵甩去,被敌人机枪射中胸部,倒在投弹所地上,崔振芳为了抗日战争的胜利,为了祖国的解放,献出了年轻的生命。

  王士杰(1910—1942),又名仁虎。黎城东井村人。出身中农。抗日战争初任西井区区警,岩头岭主村村长。1941年(民国30年)11月,日军扫荡黄崖洞兵工厂时,岩头岭附近山沟大溶洞里有2000多名群众避难,日军在沟口搭帐篷,加岗哨,一日数次搜山。王士杰把民兵拉进山沟,分成三组,准备战斗。随后与王同会转到西井山上找区指挥部汇报。返回时俩人各扛一箱手榴弹,摸黑回岩头岭,被日军发现,王士杰为保护同志,机警地把手榴弹和情报投入井内,自己不幸被俘。日军要他说出黄崖洞有多少八路军,有几条路,遭王士杰拒绝。日军就给灌辣椒水,用烧热的铁锅往他头上戴,逼其说出情报。王士杰至死未吐一字,最后惨遭敌人杀害。反扫荡结束,抗日政府开大会追悼他,晋冀鲁豫边区政府赠给他“气节凛然”匾额一块,把他的尸体葬在长畛背村,并刻石以示纪念。

  石寸金(1893—1962),黎城西井镇樊家窑村人。给地主当长工30年。1943年(民国32年)春,太行山区久旱不雨,他响应党的号召,联合18户贫农组成全县第一个互助组,挑水点种,秋后喜获丰收,度过了荒年。

  1944年(民国33年),石寸金领导樊家窑、霍家窑、王家窑、南坡4个村的互助组建成互助社,奋战一冬一春,开荒造田,扩大耕地500余亩,秋后人均产粮1080斤。同年,石寸金加入中国共产党,被选为劳动模范,荣幸地出席了南委泉召开的太行区第一届群英大会,受到大会表彰,获奖大黄牛一头。

  1945年(民国34年),他发动群众开油坊、建药房、发展副业,解决群众食油和医药困难。为让儿童就近上学,他腾出自己的三间瓦房,用石板当桌子,办起简易小学。他还带领群众修成长达10华里的东湾根水渠,解决了人畜饮用水问题,使部分耕地成为水浇田,粮食亩产由100多斤增至500斤。

  1950年,石寸金出席在北京召开的全国劳模大会,受到毛主席等中央领导的接见。1956年他领导的窑沟三村由初级社建成高级社。

  石牛弟(1919—1973),女,祖籍河南省林县仙岩村,抗日战争前逃难到黎城县背坡村落户。省级劳模。1938年(民国27年),他响应党的号召,同男劳力一起到武乡县显王煤矿担煤,每天爬山越岭,往返40多公里,送往彭庄八路军医院、兵工厂,受到政府表彰,评为劳动模范。1946年(民国35年),政府号召开展纺织运动,她发动本村妇女成立纺织厂,纺花织布,解决当时根据地军民穿衣的困难。当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53年成立初级社,任副社长,带领群众,植树造林,使背坡成为山西省的林业先进村。1956年转为高级社,她任妇联主席兼妇女队长,带领全村120名妇女,苦战10天,在东庄坡地上营造了两万多株树。10多年后,使这里的荒山秃岭变成了绿林。她曾四次被省委、省政府授予“劳动生产积极分子”、“劳动模范”、“红勤巧俭女标兵”等光荣称号。

  王廷佐原名恩贤,字廷佐,黎城城关镇坑西村人,长治四中毕业。1937年“七七”事变后,全国抗日救亡运动迅速展开,山西牺牲救国同盟会在长治、沁县等地十分活跃,他随即参加抗日救亡工作,1938年(民国27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王廷佐性格开朗,长于言辞,多才多艺。参加革命后,先后任县牺盟会协助员、区长、财政、民政科长。抗日战争胜利后,扩展新区,调任太行二专署民政科长、三专署秘书主任。

  1948年(民国37年)随解放军南下,任湖北省郧西县县委书记兼县农会主席。不久,调任西郧专署副专员。建国后,任陕西省安康专署专员、安康地委书记兼安康军分区政委,陕西省粮食厅厅长。

  1954年后,王廷佐被选为中共陕西省一、二、三、四届委员会候补委员。1956年被选为出席中共第八届全国代表大会候补代表。

  “文化大革命”中,任陕西省铜川市铝厂党委书记、市委副书记。1981年因病逝世于西安。

  史纪言(1910—1983),字左卿,黎城东阳关村人。大革命时期,就读省立长治师范,与赵树理、王中青等组织发动驱逐校长范炳文的学潮。1931年(民国20年)后,在山西教育学院学习期间,任校刊《夜光》编辑和山西《民报》副刊主编,所编副刊以刊载新文学作品为主,使副刊面貌为之一新。1933年(民国22年)秋,奉中共地下党的指示,任国民党的《山西党讯》副刊主编,利用这块阵地刊载进步文艺作品和评论,提倡社会科学和新文艺。同王中青等同学参加“大众文艺研究社”,“太原青年文艺研究会”等文学社团活动。

  1936年(民国25年)夏,他于山西教育学院毕业,被聘为上党公立乡村师范代校长,王中青、赵树理分别为教导主任、语文教师。他们经常向学生传播革命思想,鼓励学生读爱国书,演爱国戏。组织学生从事革命活动,使乡村师范成为抗日战争前上党地区革命的摇篮。

  1937年(民国26年)11月,史纪言调黎城县牺盟会工作,经一二九师工作团团长李大清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任黎城牺盟会协助员兼县牺盟游击总队政治主任。1939年(民国28年)夏,他率领牺盟游击队出击平汉线,在武安、磁县一带,攻碉堡、破铁路,战绩显著。

  1940年(民国29年),史纪言开始专门从事党的新闻事业,先后任《黄河日报》、《太岳日报》社长兼总编。1941年(民国30年)初调任中共北方局机关报《新华日报》(华北版)编委兼秘书长。后改为《新华日报》(太行版),史纪言任社长。1948年(民国37年)秋,太原解放前,史纪言在榆次创建中共山西省委机关报《山西日报》,任社长兼总编,为《山西日报》的奠基人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先后任山西省委宣传部长、省委委员兼文教委员会主任、省委常委、秘书长、山西省新闻工作者协会会长,主管新闻工作。他十分重视新闻报导,先后写了《党报工作中的几个问题》、《关于通讯报导的几个问题》、《作又红又专的新闻战士》等文章。对青年新闻工作者的成长,受益匪浅。为了党的新闻事业,他倾注了毕生精力。

  史纪言身居要职,但平易近,常常走到马夫班,躺在床铺上,同马夫们拉家常;也经常坐在炊事员的住处,边吃边聊天。他不吃小灶,和一般人一起排队买饭。因此,人们都喜欢接近他。

  1972年初,任山西省人大常委会常委兼秘书长、省政府常委。1980年9月,兼任山西业余新闻学院院长、省新闻协会名誉会长。

  1983年7月,在太原病逝,终年73岁。

  康丕烈(1917—1983),名武岐,黎城西庄头村人,幼年聪慧好学,高小毕业后,于1933年(民国22年)夏考入省立长治四中。1937年(民国26年)夏考入太原第一中学。时值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日军攻破忻口,逼近太原,在国土沦陷,民族危亡关头,他投笔从戎,返乡参加抗日救亡活动。同年11月,经八路军一二九师地方工作团李大清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任牺盟游击队四中队政治指导员,率游击队配合八路军主力部队,出击平汉线,破铁路,攻碉堡,对敌展开游击战争,反击日军“扫荡”,巩固抗日政权。先后任黎城县政府秘书、壶关县民政科长、长治县民政科长,在开辟新区工作,发动群众开展反奸清算斗争中成绩显著。

  1950年8月任长治专署农林科长,1955年任山西省人委农林办公室副主任,曾带领省农业劳模代表团赴京出席全国劳模大会。1957年任洪洞县县长、县委书记。此间,他深入基层,组织发动群众,建成“七.一”、“跃进”渠等水利工程,极大地改变了该县的生产面貌,群众称赞此举是:“造福洪洞”。

  1959年调任省农业厅副厅长,1962年任农业厅厅长,足迹遍及大部专县,对全省农业生产情况做了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被誉为“山西农业通”,为省领导在农业方面的得力助手。1973年以后,历任省革命委员会业务办公室副主任、省农业委员会副主任,并先后被选为山西省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共山西省第四次代表大会代表、中共山西省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

  他一生立志进取,曾三陷囹圄,备受折磨,革命意志始终不渝。战争年代,英勇战斗,不怕牺牲;建设时期,兢兢业业,不辞辛劳,忘我工作,为人民的事业和祖国的建设“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张岷山(1913—1986),原名引江,黎城龙王庙乡榔坡村人。太原国民师范毕业,中共党员。

  在国民师范时,勤奋好学,不但学习成绩优良,并爱好音乐、体育。舞双剑,弹三弦,都很出色。曾参加在青岛举行的“华北体育运动会”,获青龙剑银质奖。1935年(民国24年)任东阳关高小教师。讲课深入浅出,生动形象,给学生的印象十分深刻。

  1937年(民国26年)12月,张岷山参加牺盟游击队,任三中队政治工作员,后调西井区、上遥区任区长。1942年(民国31年)任晋冀鲁豫边区第一厅科员,太行行署教育处科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山西省教育厅视导室主任、副厅长、中共华北局宣传部教育处处长、太原市教育局局长、中共太原市委文教部副部长。1986年病逝于北京。

  董桃气(1909—1988),黎城王家庄村人。1938年(民国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1年(民国30年)在本村组织起第一个互助变工组,粮食产量较往年有所增长。第二年南委泉区委总结了王家庄“科学加实干,稳产又增产”的典型经验,在《新华日报》(太行版)头条发表。

  1943年(民国32年),春耕大忙季节,一些农户缺粮,他首先从家里拿出100斤玉米,又动员余粮借出800斤,解决了农户燃眉之急。并动员全组担水点种玉米50亩,借墒溜种谷过了灾荒。1944年(民国33年)他的互助组发展到48户,占全村总户数36.7%。当年他代表互助组出席太行区第一届群英会,受到大会表彰。

  1950年,互助组发展到11个,全村99%的农户加入了互助组。当年他再次被选为劳动英雄,赴北京,上天安门,参加国庆大典。1951年,以董桃气的互助组为基础,又接受23户,成立初级社,董任社长。当年秋粮亩产291斤,较上年增长42%。“金黄后”玉米亩产900斤,社员人均口粮378斤。他还带领群众开展副业、林业生产,获国家农业部“爱国生产新纪录”奖状、奖章和300元奖金。

  张步英(1913—1990),原名张步瀛,字艳唐,黎城洪井村人。山西省立长治师范毕业。1937年(民国26年)参加革命工作,1938年(民国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战时期任区长,黎城县政府秘书。1943年任陵川县县长。由于当地受日军“三光”政策的多次摧残,加以水、旱、蝗、瘟各种灾害,群众生活十分困难。他深入发动群众,组织生产自救,除奸反霸,安定社会秩序,给陵川人民留下深刻印象。

  1949年全国解放后,任山西省榆次专署专员。他尊重人才,虚心向专家、技术人员学习,为当地工农业的发展和建设,做出一定成绩。之后,任省交通厅党组书记兼常务副厅长14年。他经常深入基层,调查研究,掌握第一手材料,指导各地施工,基本上实现了全省县县铺油路,乡乡通汽车。1977年后,历任省手管局副局长、社队企业管理局局长、阳泉市市长、省轻工业厅副厅长、第四届省委委员、省五届人大代表。1990年病逝于太原。